新时时彩全部玩法|新时时彩大赢家

關于紀錄片編導與專家合作問題的辨析
——文獻紀錄片《延安十三年》創作談
樊志遠

發布時間:2016年11月10日 09:37 | 來源:中央新影集團 | 手機看新聞


 

總編導:樊志遠

總編導:樊志遠

隨著時代發展,紀錄片創作呈現兩極化發展趨勢:一方面,攝影裝備的普及,讓私人紀錄成為可能,小成本、獨立制片的紀錄片作品日益發展;另一方面,由主流媒體或官方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大型紀錄片也紛紛上馬,這些紀錄片大多投資巨大、制作周期漫長、選題內容厚重。

伴隨著大型紀錄片的發展,以專家為核心的紀錄片撰稿人,在紀錄片創作中的地位也顯得愈發重要,與此同時,紀錄片編導與專家撰稿人的合作問題,也隨之凸顯出來。

2016年,本人參與了歷史文獻紀錄片《延安十三年》的創作,期間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專家進行了撰稿方面的合作。本文試圖以歷史文獻類紀錄片的創作為例,對編導與專家的合作關系作出梳理,以期與同路者分享:

 

一.大型紀錄片為什么需要專家撰稿人?

作為職業紀錄片人,紀錄片編導往往需要接觸眾多類型的題材,涉及領域繁多,涉及內容的深度也有一定要求。紀錄片編導雖然需要不斷學習、扎扎實實地做好前期調研,但是仍舊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了解每一個選題內容,尤其是涉及大量專業知識的歷史類、文化類紀錄片,編導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對選題內容深度及廣度的研究,所以在紀錄片的創作中,就亟需專家型撰稿人——更嚴格地說,紀錄片編導更多地是需要一個專家,雖然這個專家負責撰稿,但是我們認為,專家和撰稿人是有區別的。

專家雖然承擔撰稿工作,但最終的電視腳本,絕不是專家的初稿。專家的作用是為編導提供專業幫助,專家初稿的作用,是為編導提供分集故事的專業知識。

 

二.編導和專家是什么樣的關系?

編導和專家型撰稿人的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字“合作”,雙方“合作”的方式,通過兩個字來實現——“對話”。

所謂“合作”,就是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妥協,絕不是誰聽命于誰。專家具備專業知識,但是往往并不具備電視編輯常識;編導具備講故事的能力,但是并不能完全保證歷史史實的絕對準確——編導與專家,各自具備相對的優點和缺點,這就是雙方合作的基礎。

要實現合作,就必須“對話”,而且是“平等”地“對話”。對話如果不平等,就變成了一方對另一方的“訓話”,這樣的關系會妨礙紀錄片的品質。

平等地對話,就需要編導和專家都要在各自的領域具備一定的水準,雙方都能夠從對方的領域中,有所吸取和學習,否則就無法平等。因此,紀錄片編導需要不斷地學習,以提高自身的水平。

學習有兩種,一種是“閱歷”。閱歷,說白了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受的委屈,就是各種瑣碎的小事和各種不快樂。編導的工作,需要用良好的心態,面對眾多的挫折,從挫折和困難中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另一種學習就是“閱讀”。閱讀,就是讓別人替你思考,通過讀書,吸取他人的思考成果。編導和專家的對話,需要不斷磨礪這兩種學習的方式,以達到自身的成熟。

然而,擁有了閱歷、不斷學習,并不意味著一定就能和專家進行良好的合作。編導與專家的合作,需要雙方的相互認可。

 

三.怎樣實現編導和專家的合作?

要合作,首先得關系好,互相認可很重要。編導與專家的互相認可,不是一次兩次簡單交往所能實現的,更不是故意討好所能達到的——作為紀錄片編導,具備極強的專業知識以及良好的個人品行,是獲得專家認可的基本條件。

紀錄片編導需要在長時間的工作中不斷學習成長:編導要首先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自然地面對專家——無知就是無知,一知半解就是一知半解,真實是最好的敲門磚。但是,編導本身的紀錄片專業水平要強,才能讓專家更好地理解編導對于史實的無知。

編導與專家的合作基礎建立好了,并不意味著電視腳本會好,電視腳本好,還是需要更進一步的溝通,這就涉及到下一個問題。

 

四.編導和專家應該各自負責什么領域?

首先,專家必須是真正的專家,紀錄片編導在選擇撰稿人時,專家的職務、專業知識,都需要被考慮到,選擇對的人,才能做正確的事。

一個真正的專家,一定是一個在專業領域具備權威性,同時能夠真正把控電視腳本中專業知識準確性的人。專家在專業領域的說話分量,與電視腳本修改次數成反比——也就是說,專家越具備權威性,腳本修改次數越少。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電視腳本撰寫中,專家負責的就是專業性。

因此,紀錄片編導不能以電視撰稿人的要求去要求專家,專家所撰寫的初稿腳本應該是一個知識腳本而絕非電視腳本——專家本身不是電視人,因此對于他所撰寫的稿件也不應該按照專業電視人的腳本去要求。在紀錄片腳本創作中,對于專家的要求應該只有一個——即專業性是否強悍?只要這一個目的達到了,專家稿或者說初稿寫作的目的就達到了。

那么在紀錄片腳本創作中,編導應該負責什么呢?編導需要對畫面和故事負責。編導是用畫面講故事的人,同時,歷史文獻類紀錄片的編導也需要是一個會用解說詞去編排故事的人。

“編導”,本身就是“編”字在前,“導”字在后,也就是說,編先于導,首先要會“編”。

編導拿到專家初稿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初稿中做選擇——決定哪些內容需要,哪些內容不要;哪些內容需要擴充,哪些內容需要略寫;哪些內容尚有欠缺,哪些內容實在多余。

做選擇,是編導的一大功力——即使是看同一份稿件,不同的編導所關注的重點也不一樣,因此,每一個編導在紀錄片中所要強調的信息也不會一樣。決定編導做出這種選擇而不是那種選擇的背后的原因,就是編導的三觀,也就是說,編導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決定了他對腳本內容的揚棄和編排。編導對腳本的選擇和安排,就是編導本人現有知識積累、閱歷水平以及人生哲學的體現,從這個角度上說,紀錄片編導在每一部片子中所呈現的,就是編導本人當時的水平和人品。

對于將紀錄片當作理想和追求而不僅僅是當作職業的編導來說,紀錄片是呈現自己的水平、表達自己觀點的平臺。

總之,專家負責專業知識,編導負責故事的編排和選擇,這是二者的分工不同。知道分工不同,那么編導在拿到專家腳本之后,如何將它完善成一部相對好的電視腳本呢?下面涉及到第五個問題。

 

五.編導怎樣處理專家稿?

首先,不同類型的專家,編導應對的方式不同。在大型紀錄片的制作過程中,專家可以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強硬派”——這一類專家在紀錄片腳本寫作中往往具備支配性地位,他們撰稿寫完成的稿件,可供編導修改和操作的余地極少。這些專家所負責的題材,大多是重大的、涉密的、硬性宣傳式的,他們的強硬常常是某些機構針對腳本內容的特殊要求所導致的,并非針對電視藝術。

編導在與這一類撰稿人合作過程中,往往無法左右腳本大格局的改動,因此,紀錄片編導應該將主要目標放在力爭解說更符合電視剪輯特點的努力上。比如,調整解說順序以符合電視剪輯規律——解說詞是可以非線性的,它可以天上地下、可以詩意、散文,但是電視所呈現出來的故事是線性的,觀眾只有一次觀看和理解的機會。因此,編導需要通過與專家的溝通,微調解說的順序、結構;建議專家修改某些不合常識的內容,讓解說詞符合剪輯的要求。

例如,本人在與撰稿人合作《黨史內參片》時,專家初稿往往是“概念”套“概念”,解說詞常常是一句話可以從抗日戰爭進入到解放戰爭,一句話就可以從歐洲戰場轉換到中國戰場。因此,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就會和專家進行溝通,請專家將信息點復雜的段落劃分出數段信息單一的內容,例如,解說詞的敘事含混帶過“抗戰”和“解放”兩個信息點,我們就會要求專家將這兩個信息點分解,每個信息點尋找一個可以拓展的故事,以增強故事的細節。我們將這種辦法稱之為“分裂解說詞信息點”——亦即,讓每一段解說詞的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上呈現單一化形態,以達到細節清晰、剪輯順暢的目的。一句話,大格局無法撼動,就通過分裂解說信息增加故事性。

第二類專家可以稱之為“職業派”。這一類人以為紀錄片撰稿為生,他們長期浸淫在紀錄片創作之中,對紀錄片規律極為了解,因此,對編導往往足夠尊重,但是他們的缺點是專業知識掌握不夠權威。同時,由于在編導的指令下從事腳本撰寫,他們往往需要領會編導的意圖、并在寫作中呈現編導的思想,因此,這類撰稿人往往會把自己對于內容的思考和自己對于問題的態度隱藏起來,這樣做的記過,常常會讓腳本成為聽命之作而缺乏創作者自身的主觀聲音。

例如,在從事關于中國濕地的紀錄片《濕潤的文明》的創作時,我們選用了職業撰稿人。在與撰稿人的合作過程中,我們采用了“提問與回答”的腳本撰寫方式。也就是說,編導組首先做的是閱讀大量的濕地書籍和文章,然后,在專家初稿的基礎上,針對每一集內容列出需要進一步了解的問題,請撰稿人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專業論文,然后,編導組進行第二次閱讀,然后再次提問,撰稿人第二次提供專業性文章,交給編導閱讀。

編導組將所有論文通讀,然后做出整理和摘要,這些摘要,就是每一個編導關注的問題,也是編導所認定的本集重點內容。在撰稿人的協助下,編導掌握了大量書本知識,然后,編導組與撰稿人進行詳細討論,并將討論結果用于拍攝。在拍攝過程中,編導充分發揮自己的理解,將專業知識和在實際拍攝過程中接觸到的故事融合起來,交由撰稿人組成新的電視腳本。

第三類專家,稱之為“融合派”。這類專家,既有專業領域的強悍,同時又參與過多部紀錄片的制作,融合了前兩派的長處。此次《延安十三年》的創作,就是與這樣的專家進行了深入的合作。

《延安十三年》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創作的文獻紀錄片,為趕在紀念日到來之際播出,本片全部制作時間,僅僅大約7個月,因此,編導與專家無法按照一般的紀錄片創作流程——先進行初稿撰寫,再討論,再修改,再拍攝——而只能采用一種非常規的創作方式。我們的方式如下:

    1.第一步,由編導助理查詢和整理出一份所有涉及延安的電影、電視資料單據,然后,編導組和專家對文獻資料進行了觀看,并標注出重點片目。這是一個搜集資料和熟悉資料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編導和專家初步溝通——究竟要把片子做成什么樣子,是這個階段開始磨合的。

    2.聯合前采——在正式撰稿之前,編導組與專家同赴延安進行前期采訪,了解當地情況,聯合前采有兩個作用,一是編導組與專家溝通感情,二是雙方交流創作的方向。這種交流是淺層次的,但是具備決定性的,在這一過程中,編導組與專家對于紀錄片腳本的走向,基本達成了共識。

    3.初步大綱的架構——在有了共識之后,就是腳本大綱的確定。在前采之后,編導組與專家進行了討論——紀錄片應該怎么分集,大致怎樣構成,雙方意見基本一致后,由專家在短時間內將紀錄片架構付諸文字,這是編導組與專家進行下一步討論的基礎。

    4.拿到專家的大綱之后,編導組所做的工作是先查閱資料,再形成一個以故事為核心的編導的構架,這個構架分為七個部分——主題、關鍵詞、主要解決問題、故事點、拍攝地、已采訪人物、已有資料。主題,就是本集要干什么?關鍵詞,就是本集敘事的主要努力方向;故事點,就是本集可能涉及的背景和內容;拍攝地,就是本集可能涉及的拍攝地點;已采訪人物,就是搜索延安題材中歷史部已經掌握的素材;已有資料,同樣是掌握現有文獻內容。這是編導組對于腳本大綱的初步理解,也是編導組與撰稿人溝通交流的一種方式。

編導組的架構整理好之后,對架構進行集中討論,然后反復進行修改,這個修改過程,持續了三到四次。這個過程中,編導組與撰稿人不斷溝通,以便實現將所有人的想法貫徹到腳本之中的目的。

腳本大綱的討論過程,是一個團隊磨合的過程。這樣討論的好處是,一方面,是讓編導在討論中,不斷熟悉各自分集的內容;另一方面,是力爭做到讓每一個編導熟悉紀錄片全篇——團隊合作,是一個既獨立又協作的過程,分集編導如果只了解自己負責的領域,沒有全局觀,是談不到在拍攝編輯過程中更好地協助他人完成任務的;同時,分集編導如果不能全面熟悉和掌握整體紀錄片的架構,在拍攝過程中,容易失去主次需要的判斷,在剪輯過程中,也往往會忽略每一集鏡頭及資料使用的分配。一句話,缺乏整體觀的分集編導,不是好編導。

編導組和專家針對腳本大綱進行討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時間緊迫,詳細腳本無法快速完成,每一個編導需要在拍攝前對可能會遇到的情況、可能需要掌握的知識有充分地了解,才能保證紀錄片的順利完成。

5.在經歷了大約四次討論之后,編導組將分集大綱盡可能細化到接近成型腳本的樣子——編導組可能無法確切知道本集敘事點的先后,但是已經基本掌握了各自分集內容以及具體的拍攝地點或文獻;編導組甚至還將需要采訪的人詳細分為黨史、軍事、理論、親歷者等諸多類別,每一類別的人物下面都列好了采訪時可能會提問的問題。

在前期拍攝出發前,編導組與專家又一次進行了討論,在這次討論中,專家聆聽了編導組的分集闡述,對每一集的內容分別進行指點。專家對各集應著重強調哪些內容、可能會尋找哪些拍攝對象,都做出了指導。

    6.攝制組出發后,編導組與專家進行了分工,編導組負責初稿故事架構,專家負責分集內容的分配。在撰稿過程中,負責撰稿的編導將所讀書籍做了摘要,每個摘要前都標注了書名和頁碼,然后,將摘要發給組里所有人共享。這種摘要對腳本的撰寫具有一定作用。

7.進入后期剪輯時,編導手中先后拿到兩份稿件,一份故事稿,一份專家稿。兩份稿子如果在內容上有沖突,就以專家稿為準。

由于時間緊迫,《延安十三年》的撰稿工作一直持續到后期剪輯時段,編導組在后期編輯過程中,仍舊不斷地對北京的專家進行采訪,并在剪輯過程中,將專家采訪的內容融合進稿件之中。

《延安十三年》最終稿件的成型分為幾步:第一,分集編導將采訪加入各集的腳本,整理成型后,交給總編導;第二,由總編導對電視腳本進行梳理,盡可能地按照電視剪輯的規律架構全篇,之后,總編導將修改后的腳本發給黨史專家;第三,黨史專家針對每集腳本做史實的把握、政治的考量,然后再發回給分集編導。之后,編導根據剪輯效果,對腳本再做修改——如此反復,編導不斷地修改,專家不斷地修訂,最終讓紀錄片的腳本得以成型。

 

六.紀錄片編導在對專家腳本進行調整的目標是什么?

面對專業性極強的歷史文獻紀錄片,編導基本上不可能在專業知識上,對專家腳本有什么修正和超越,編導要做的其實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故事”,二是“細節”。

    1.先說故事。故事其實就是前面說到的“選擇”,編導面對腳本時,需要在兩方面進行選擇,一是在內容上的保留和放棄;二是順序上的先后安排。

1)內容上,編導可以決定哪些方面詳細,哪些方面簡略,哪些是解說必須表現的,哪些可以用字幕明確,哪些內容只有留白才是最好的選擇——這些選擇,是編導藝術功力的呈現。

每一個編導對內容都有自己的選擇標準,這種選擇的標準,是隨著時間改變而改變的:一方面,當下的歷史往往決定著編導的選擇,另一方面,編導自身認知水平的提高,也決定著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無所謂對錯,但是絕對有高低之別。

2)敘事順序的安排,是編導講故事的另一個手段——先講什么、后講什么、中間插敘什么,最能反映編導的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講,順序,就是故事本身;編排,就是故事本身。編導編排順序的本領,就是紀錄片的生命。

“選擇”與“編排”是紀錄片故事性的保證,這兩種任務的實現,需要編導能夠宏觀地理解腳本,越是對歷史事實了解、越是能以宏觀的視野關注問題,就越能做好選擇、編排好順序,也就越能講好故事,編導對于這一點的追求是無止境的。

2.第二個方面,就是細節。細節是稿件的生命,也是編導能夠掌控的有力武器,細節可以擊敗所有概念,編導掌握的細節,可以成功讓專家改變敘事方式。

專家掌握專業知識,但是專家不具備編導在拍攝時才能感受到的細節,比如被拍攝對象面部的某一個表情,某一句讓人心動的話,這些細節如果能被更好地挖掘出來,更好地被使用,如果能打動專家,那么這些細節就能讓專家改變敘事的語態,甚至不用解說,就能呈現出更好的效果。

我們認為,細節的捕捉和呈現,最能反映編導的水平,也是紀錄片最為關鍵的因素。紀錄片的解說,就是應該將一個個概念敲碎,敲得一地雞毛,滿地細節。概念無處不在,但概念是紀錄片最大的敵人,比如“冷”、“熱”、“害怕”等等,這些都是概念,紀錄片編導就是要在敘事中將這些概念打破,什么是冷?是哆嗦還是麻木?什么是害怕?是不敢見面,還是想也不敢想?只有打破了概念,紀錄片才有生命;也只有在敘事中打破一個又一個概念,紀錄片編導才能成為好編導。

 

七.結論

贅述良久,編導與專家的合作,可以簡略概括為三方面內容:

第一點,專家與編導是合作關系,合作就是平等對話,所以編導要不斷學習,增加自己的對話資本和能力;

第二點,編導與專家分工不同,在很多歷史文獻類紀錄片中,專家決定哪些內容必須說,編導決定這些內容怎么說?

第三點,選擇和編排,就是故事本身,編導講故事就要做好選擇和編排;細節,就是編導的話語權,掌握細節,是每一個編導的本分。

 

 

 

作者為中央新影集團歷史節目部編導、《延安十三年》總編導

 

 

 

中央新影集團
官方網站

掃一掃
立即關注

關注新媒體

最新資訊 更多
分享
1 1 1
新时时彩全部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