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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懷念
——隨鄧小平同志出席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的追記
解廷勇

 
CCTV.com  2011年03月22日 10:09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  

 

在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第五集“十年危艱”中有這樣深沉的一段:

19744月,中國決定派政府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人將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第一次走上聯合國的講壇。誰能擔此重任呢?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鄧小平是最佳人選。江青卻極力反對,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向鄧小平發難。毛澤東知道后,嚴厲批評了江青,說她是無理取鬧。

 

在觀看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時,當看到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電影資料片時,我的心情分外激動,當時,我在新影北京攝影記者站工作,有一天,劉德源同志(新影總編輯,兼任北京站支部書記)通知我和趙立凡同志趕快去外交部開會。在外交部小會議室里,只坐了十幾個人,這些人都是隨團工作人員。除外交部官員外,還有翻譯、醫生、警衛,新聞界只有新影和中央電視臺兩家。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滿面笑容、興致勃勃地說:“同志們,我們這次陪同小平同志參加聯大會議,任務重大,非同小可,同時也是非常榮幸的事。這次由鄧小平同志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是毛主席點名指派的!”

 

當我和趙立凡同志開完會回到廠里后,立即投入了出發前的準備工作。時間還不到三天,除辦理出國手續外,使我最關心的是同步錄音攝影機。根據我和趙立凡拍攝《二十七屆聯大》影片情況,使用“阿萊”攝影機,外加防音罩,體大笨重,不適合那里的環境。“BL”攝影機最便宜,這種攝影機,是德國“阿萊”公司1973年的新產品。當時,為了拍攝毛主席,經周總理批準,我廠進口三臺,其中一臺因不熟悉機器性能,在檢驗時弄壞了。這件事,驚動了中央政治局。于是想把這臺攝影機送到國外修理。周總理知道后,指示說,中國這么大,連臺機器都修不好,有失國威。于是請了一些專教授,共同研究,來修理這臺攝影機。經過半年多的修理,仍未修好。

 

當我走進攝影裝備車間,提出要使用“BL”攝影機拍攝小平同志在聯大發言時,段文喜和于澤愷同志告訴我:“三臺‘BL’攝影機,一臺拍攝毛主席,一臺拍戲曲片使用,你只能帶這臺壞的。這臺壞的,只差開關沒修好。”我說:“沒關系,我可把電瓶插頭當開關。”段說:“你放心好了,保證在你走前修好。”“我把攝影機直接送到機場。”

 

197446早晨,天空格外晴朗,首都機場上紅旗招展,歡送的群眾隊伍手持花束,舉著紅旗,早已喜氣洋洋地排列在那里。在歡送人群后面,豎立著一幅幅巨型橫標,上面寫著“熱烈歡送我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維護和爭取民族獨立、保衛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等橫幅。

 

在歡送儀式未開始之前,段文喜同志乘坐一輛上海牌轎車直接開到專機機翼下,從車上搬下一大堆東西,他告訴我說:“你想辦法到美國去修吧!”他交給我除“BL”攝影機外,還有一臺壞了的16mm攝影機及20倍的變焦距鏡頭,兩個摔壞了的“阿萊”10倍變焦距鏡頭,要更換鏡片和一個壞了的自動變焦距裝置器。有的要在法國修理,有的要在美國修理。當我接過這些東西后,頓時感到茫然。廠里連一分外匯都不給,我憑什么去修啊!這時,鑼鼓聲,口號聲已經此起彼伏響起來,已經顧不上那么多了,我和趙立凡,急急忙忙地把物品搬到機艙里。(當時,凡是政府代表團都享有出入境豁免權,不經海關檢驗。)

 

這時,敬愛的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陪同鄧小平同志,已經從機場貴賓室里走出來,我廠牟森同志手拿的攝影機已經轉動了。

 

飛機沿著跑道滑行,不到五分鐘,就飛上了藍天,我們便開始了這次富有意義的,令人難以忘卻的環球飛行。

 

在一萬多米的高空中,當飛機飛越喜瑪拉雅山脈上空,看到終年白雪覆蓋的座座山峰時,我忍不住心中的激動,操起攝影機就拍起來,接著,又走進前艙,拍攝小平同志坐在飛機里鏡頭。小平同志的情緒非常好。他和喬冠華及隨機前去華盛頓赴任的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同志,還有外交部的章含之同志,談笑風生。我滿意地拍了幾個鏡頭之后,就在專為小平架設的床鋪上坐下來,聽取他們的談話。我聽到的最初話題,是談中國足球。小平同志說:“中國足球能排到世界40位就不錯了。”這說明小平同志非常關心足球事業的發展。后來我才知道,看足球賽是鄧小平一大嗜好。從足球又談到了巴黎。小平同志說:“我50年前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常去爬埃菲爾鐵塔,遇到天氣好時,能看到倫敦。”喬部長接著說:“會前是不可能了,等開完會,可在巴黎多留兩天,讓您舊地重游。”

 

小平同志為什么喜歡登高,不正是說明小平同志居高望遠,胸懷博大,敢于挑戰進擊嗎?

 

飛機僅在德黑蘭機場降落一次,經過近18個小時的飛行,于當天下午降落在巴黎奧利國際機場。到機場歡迎的除法國外交部,法中友協官員外,還有我國駐法大使曾濤及夫人朱黎青等同志。

 

一到巴黎,使我最感到難辦的事,是怎樣把帶來的這么多的器材修理問題。在這里就停留一個晚上,能不能得到解決?我心里沒數。身上既無美元,又無法郎,怎么辦?不容多想,只好硬著頭皮去找大使了。

 

我闖進了駐法使館會客室。這時,大使夫婦正和小平同志、喬部長談話。我走到曾大使面前,直截了當的要把在法國修理攝影機和鏡頭的事對他講了。他回答很簡單:“你去找劉恕同志,讓他辦。”我走出會客室,便找到了商務參贊劉恕同志。我指著帶來的攝影機和鏡頭,哪些是在巴黎修理,哪些是在里昂修理。劉恕同志說:“可以,但是要把外匯留下。”我說:“沒有外匯,人民幣也沒有。”他說:“沒有不行。”我聽說不行,轉身又回到會客室去找大使。大使說:“老朱,你帶他去。”于是我跟著大使夫人、政務參贊朱黎青同志又一次找了劉參贊。朱黎青同志的話,非常干脆利落:“老劉啊,他說怎么辦,你就怎么辦。這是大使交辦的。”我一聽這話,不等劉恕回答,就把在巴黎修理的和在里昂修理的攝影機及鏡頭分開,交給了他,并告訴他,要在什么時候修理好,從紐約回來時帶回北京。

 

翌日,我心中像落下一塊石頭,乘坐在法航波音747型飛機上愉快地飛行在大西洋的上空。在中國代表團包乘的一等艙里,法國航空小姐對我們招待得十分周到。還有小禮品贈送,至今,我還保存著尚未開封的小瓶白蘭地酒,作為隨小平同志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永久的紀念。在巴黎為我廠修理那么多機器和鏡頭,如果不是跟隨小平同志工作,是不可能辦到的。向機艙外望去,不時可見一架一架的銀白色飛機、穿往如梭。經過7個小時的飛行,終于看到了美洲新大陸。

 

當我們降落在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前來迎接的有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黃華及夫人何理良等同志,還有聯合國秘書長唐明照及聯合國官員,美國政府官員。

 

美國對鄧小平率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非常重視,來前,美國就要來電要鄧小平血型。周總理提到這件事時說:“美國人想得多周到啊!”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一旦發生意外,就可省去化驗血型過程,贏得了搶救時間。小平同志抵達紐約后的期間,美國專門派三輛轎車給他用,前后兩輛警車,小平坐在中間一輛高級防彈車上。

 

我和趙立凡同志,一踏上美國國土,就開始忙碌起來。我們手握的攝影機嘩嘩地響著,當我們拍攝完歡迎場面之后,就被錢嗣杰同志拉上了由他駕駛的汽車。錢嗣杰同志是新華社駐聯合國分社副社長兼攝影記者。說起他,不知要怎樣感謝他?他為我們在聯大拍片,出了大力,把新影的工作,當成是自己的工作。他不僅是我們在聯大的直接領導,還是我們的司機。我和小趙在那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依靠他來辦的。

 

老錢開車,把我和小趙,還有中央電視臺的馮煜平、閻連俊同志,送到紐約西區67街,林肯中心對面,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大樓里。

 

聯大特別會議,將在9日下午開幕。還有一天半的時間做準備。最重要的事,是修理“BL”攝影機,還要申請美元購買膠片。我和趙立凡從北京來時,只攜帶路上使用的幾卷膠片,大量的膠片,都要在紐約柯達公司購買。還要去聯合國新聞處辦理登記手續、領取記者證。我們把這些事向老錢講了。他聽了后,當即決定:“明日上午去長島阿萊分公司修理‘BL’攝影機,下午去買膠片,辦登記手續領記者證,后天上午去辦。你們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支票,我來辦。”

 

8日上午,老錢開車帶領我們來到長島“阿萊”分公司。當我們走進大門乘電梯來到會客室時,從里屋走出一位先生,不等我們說話,他就先開口了:“對不起總工程師不在。請你們把攝影機放在這里好了。”我覺得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們是來修理機器的?其實,并不奇怪,因為他們公司到處都裝有閉路電視,當我們一走進公司大門時,早已看清我們手提何物?是來干什么來了。那位先生,問清我們電話號碼,開了一份收貨單交給我們說:“請你們當我們的電話通知。”

 

在回紐約的路上,老錢問我怎么辦?我說:“只好租賃攝影機了。”于是,老錢把車開到紐約一家專門租賃攝影機商店。我指著擺在柜架上的“BL”攝影機問商店老板:“租用一天多少錢?”老板回答說:“350美元。”我聽了嚇了一跳,這價錢,當時,可在紐約買到一臺大彩電。老錢在一旁說:“老解,這么貴,我可決定不了,你去請示黃華大使吧。”當日下午,我們把膠片買回后,晚上,我到黃華大使房間,請示此事,黃大使說:“需要嘛,再貴也租。”我高興極了,急急忙忙去告訴老錢。

 

9日上午,我和老錢去租用“BL”攝影機,小趙去聯大辦理登記手續,領取記者證,連中午飯都沒吃上,就趕去拍攝聯大特別會議開幕式了。

 

在開幕式前,小平同志會見了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和聯大主席萊奧波爾多·貝尼特。

 

鄧小平同志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是我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走進聯合國大廈。當小平同志在我國代表團席位上就座時,他雖然身材矮小,但卻有非凡魅力,引起了全場的轟動,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被打倒是世人矚目的,這次代表中國出席聯大會議,自然要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視。他莊重地坐在中國代表團首席位置上,目光炯炯的不時向著觀看他的人微微點頭示意。然而,那時誰也未曾知道他是一位世紀的偉人。

 

9日下午,小平同志在聯合國的講壇上全面闡述了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我國的對外政策。小平同志鄭重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國是屬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忠實朋友。”當小平同志講完話,回到中國代表席位后,各國代表團團長紛紛走上前來與鄧小平同志握手。人數之多,是其他國家所不能相比的。當晚阿爾及利亞民主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舉行招待會。這次聯大特別會議為了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這正是布邁丁以第四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執行主席的名義建議召開的,得到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參加招待會的來賓很多,當小平同志穿過酒會大廳來到緊連大廳的小型會見廳時,前來采訪的記者極其擁擠,其中有一個記者的照相機和閃光燈被擠得摔在地上。小平同志和布邁丁主席握手之后,布邁丁主席問小平同志:“我的老朋友周恩來身體好嗎?”小平同志回答:“很好!我從北京啟程,他還到機場送我。”接著布邁丁問:“你發言了沒有?講了什么問題?”小平同志說:“講了三個世界的劃分。”布說:“有沒有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小平同志誠摯而堅定地說:“歸納三個世界好。”當時,盡管有一些國家不太理解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歷史的檢驗,三個世界劃分,如今早已被世界各國人民所接受,就連美國和蘇聯也接受了。

 

小平同志精力非常充沛。在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駐地,接連不斷有許多國家代表團的會見和外出拜會一些國家的總統,日程表排得緊緊的,但他毫無倦意,每次都是精神抖擻,面帶笑容進行不間斷的外事活動。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是“阿萊”分公司打來的。我心想,可能“BL”已經修好了,怎么也想不到,遭來一大堆的追問,對方氣憤地說:“你是怎樣把‘BL’弄壞的?是在哪家公司修理的?我們這種攝影機不會壞。我們要去找那家公司算賬,要賠償‘BL’的榮譽。修理時破壞性很大等等。”經過翻譯一問一答,電話足足打了半個小時。不管對方怎樣問,我也沒有把實情告訴他。但對方死不罷休,最后,我說:“是我自己修理的。”當對方聽到這樣的答復,無可奈何地消了氣。只好說:“修理費很貴。”我問:“多少錢嗎?”對方答:“1100美元”我毫不猶豫地說:“可以,但要送我三個電子管。”當時的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價:11.7。我為什么那么爽快地答應對方要的修理費?從北京來前老段告訴我,訂購一塊電子板換上需要8000美元,要電子管也是他交待的。談妥后,對方立即告訴我:“你明天來取吧。”第二天老錢帶我將“BL”攝影機取回。

 

這臺“BL”攝影機取回后,根本就沒用上,我們在紐約的拍攝任務剩下不多了。

 

414,在紐約五十街瓦爾道夫大飯店65層樓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會見和宴請鄧小平同志。當錢嗣杰同志帶領我們趕到這家飯店,乘坐電梯,被美國官員帶到66層樓梯口,只見6566層樓梯每一階擠滿了電視、攝影及文字記者,足有上百名,把我們前面的每一臺階都擠得滿滿的,沒有一點空隙。見到這般情景,我們幾位中國記者都愣住了,老錢問我怎么辦?我毫不猶豫地說:“擠下去,不然連一個鏡頭都拍不到。”外國記者身材高大,攝像機都扛在肩上。我們的身材無法和他們相比。我把攝影機抱在胸前,和另外4位中國記者側著身子從人縫中拼命鉆過去,一個一個臺階向下擠下去,擠得外國記者直翻白眼。我滿頭大汗,終于擠到最前面。這時,從樓梯玻璃門里,看到了小平同志和喬冠華部長從樓道里走過去。過一會兒,樓梯門被打開,記者們“呼啦”一下都往前沖,我們剛跑到會客廳里,被一條繩子攔在繩外,小平同志和基辛格擺好握手姿態,讓記者們拍照。然后他們坐下來,至于他們在講什么,根本顧不上聽。我跪在地上,頭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機頭,我按住攝影機的開關不停地拍,覺得拍夠了,才慢慢地從身后的記者群中退出來。此時,從取景框里,只見記者們蜂擁而上。這一個長長的鏡頭,我覺得拍得非常滿意。

 

小平同志和基辛格的這次會見,在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鄧小平》第十集“為了和平”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這樣一段敘述:1985年中國宣布裁軍百萬的時候,鄧小平已成為世界風云人物,但11年前,他率中國代表團到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時,西方的政治家們還在猜測,鄧小平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物?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那時以為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名顧問,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我記不太清楚當時一些具體的細節了,但我在紐約和他一起吃過晚飯。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平同志在會議期間會見和拜會了幾十個國家代表團,有時是聯大,有時要到對方那里去。尤其是在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出席聯大特別會議代表團副團長黃華為鄧小平團長、喬冠華副團長舉行的招待會上,一次會見了九十多個國家的官員。對一位年屆70的老人來說,實在太勞累了。然而,他老人家對每一次會見,都表現出一位大國領導人的風度,知識淵博,智慧超群,語言精練,令對方折服,是富有獨特魅力的外交家。

 

在基辛格會見和宴請小平同志之后,中國代表團在小平同志率領下圓滿地完成了參加聯合國特別會議的任務,于415日晚,離開紐約,仍然是包乘法航波音—747型飛機一等艙,按來時路線飛向巴黎。

 

巴黎,對于小平同志來說,一往情深。五十年前他在這里勤工儉學時,當過軋鋼工人、制鞋工人,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來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一起辦過《赤光》雜志,從事革命活動。五十年后,他又來到這里,能讓他老人家一走而過嗎?因此,安排在巴黎停留兩天多的時間尋找當年的舊址。在我駐法使館和法國外交部安排和陪同下,利用一天多的時間去尋找舊址,由于巴黎建設面貌的變化和時間的倉促,有些舊址根本找不到。第二天,我們跟隨小平同志游覽了凡爾賽宮和埃菲爾鐵塔,有的不對外開放的展館都讓小平同志看了。當我們乘坐電梯往上升時,小平同志說:“當年,我是爬上去的,我每次都要爬到頂。”因游覽埃菲爾鐵塔的游客很多,我們陪同人員,把小平同志圍在中間,在電梯停穩時,一位法國人對我講法語,我根本聽不懂是什么意思。小平同志對我說:“他請你讓開一點,要開門。”小平同志離開法蘭西這么多年,法語沒忘,實在令人感到驚嘆!

 

在我國駐法使館里,來時我交給劉恕同志的器材,全部修理好了。當他交還給我時,外交部的同志和中央電視臺同志,他們對我說:“老解,你為新影立了一功。”我說:“功,應該記在小平同志身上。”

 

回到北京不久,鄧副總理率領我國代表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的影片,在高仲明等同志日夜奮戰中很快就編輯出來了。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請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審查(“四人幫”沒有參加)。該片在編輯中,由于受極左思潮影響,把紐約的高樓大廈鏡頭的樓頂全部剪掉了,又要把基辛格會見小平同志時外國記者蜂擁而上的熱烈場面的鏡頭拿掉。經過我的堅持用上了一個鏡頭。在審片的過程中,我就把這種情況對小平同志講了。坐在鄧小平身邊的李先念同志插話說:“是不是說你美化了資本主義?”我說:“是的。”這時小平口氣堅決地接著說:“美國的高樓大廈是客觀存在,我們并不羨慕,住起來并不舒服,而且影響空氣的流通。現在法國就限制高層建筑的發展。”先念同志又插話,風趣地說:“美國想要北京的四合院,還沒有呢!”小平同志接著說:“美國記者的鏡頭,表示了對我國代表團的熱情和重視。”

 

當看完整個影片后,小平同志對該片基本上表示滿意。他說:“改好后,我明天看。”第二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小平同志和喬冠華兩人又看了一遍,小平說:“這樣可以了,星期五我還要情政治局同志看一下。”

 

小平同志看后三次審查該片,他老人家那種極度負責的工作精神和豁達的胸懷與許多真知灼見,使我非常感動和深受教誨,永遠都銘刻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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